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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落下脚跟,献给新冬第一片雪花的絮语

浏览次数:76 时间:2019-11-01

尽管有着对春草的企盼,我却愿把絮絮的心语献给新冬的第一片雪花,因为我深知北方大地惟有经过瑞雪的滋润,才更利于第一针绿芽鲜碧地萌生。常有采访者问我:你对自己哪个作品最满意?一般取巧的回答是:对已经写出来的都不甚满意,最满意的可能是即将发表的或正写作中的。我却要坦率地说,我自己最满意的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2004年第二版的长篇小说《四牌楼》。我以后可能再也写不出超过它的小说。也常有记者问我:你的小说是否属于"京味文学"?我总这样强调:我不刻意追求"京味",尤其不刻意去展现所谓的"老北京味儿",我的小说所展现的,从时间来说更多的是现在时;从人物来说,我总是要发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的新的生命现象,我对这个关注得更多。我不是一个专门去写比如说"八旗子弟"、写老北京的老风俗,不是这样一个作家。这些东西作为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我也加以利用。但在我的舞台的这个灯光所照亮的主要的人、主角,是一些新的生命。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不是想总结什么写作经验,我是想梳理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我知道自己是有极限的,支撑我继续往下跋涉的不是新的制高点,而是对新生活新生命不衰的观察兴趣。每个作家的写作有不同的资源取向。比如有的年轻作家,他可以写一个旧社会的妓女的生活;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可以写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他的创作自由。我的写作,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与我共时空的,比如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小说集《站冰》,里面最长的一个中篇小说叫做《泼妇鸡丁》,就是写北京四合院被拆了以后,这些居民到哪儿去了?他们到了新地方,有的属于城乡的交界处,或者说是城郊结合部的那些楼盘里面。我写那些人的生存,写外来的一些民工,包括从外地招来的一些年轻的保安,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写这些生命的一种新的活泼的状态,所以我不拘泥于一定要写北京的老传统,每个作品都要追溯到北京文化的历史层面,我不是那样的,我不断追踪新的北京的新发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我不想让历史成为我灵魂的蜗壳,我总希望自己能进入"这一刻"的光影中。我的写作资源仍很丰富。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写作资源枯竭,很可能是因为他切断了自己和这个现时空的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只是通过书本、通过报纸、通过传媒或者通过会议、通过文件、通过听别人传达转述,去获取写作资源,那这样的话,就和真正的那种社会生活新的生长点隔绝了。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很少参加会议,很少参加各种场面上的活动,而是直接地去和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和这些民工,或者是外来的,比如说是这些保安,或者是一些新的居民区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资源非常丰富,写都写不完。我要写的东西太多,我都不知道该舍弃哪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的苦处是这个。《当代》杂志发表我的《泼妇鸡丁》的时候,有一个编者按语,大意是说,现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一般都——他当然有点儿幽默了——或者含贻弄权去了,或者含贻弄孙去了,不玩儿这个了。跟我同龄、或者一起在文学上起步的很多人,后来基本不写小说了,或者就是写小说,数量也是越来越少。而我从写《班主任》开始到现在,我穿越了20和21世纪的交替。我到现在,还有中篇短篇出来,而且都是写的最鲜活的当代生活的,像《泼妇鸡丁》这个中篇有五万字。台湾已经出了单行本,因为是繁体字竖排,可以构成一个单行本。《当代》就鼓励我说,像我这样的还能够含贻弄文,而且还能够写小说,还能写最新的生活,出现新的人物,而且小说在文本的追求上还有变化,读者应该还能从我的小说里读出超出小说本身的东西来。再比如台湾诗人焦桐,他自己办个出版社,把我这个《泼妇鸡丁》的小说,列入他的那个"饮食文化"的系列,他还在台湾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论文《论刘心武的饮食写作》。因为《泼妇鸡丁》这个题目是一个饮食,小说的每一节里面的每个题目也是一道饮食。饮食文学在台湾被认为是颇新潮的东西。这说明我在文本上是不断地更新的,不是固守在一个状态,不断进入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断在超越。这样自我评价也是为了鼓励自己更加精进。我也想对读到这絮语的人说:常常肯定自己、鼓励自己吧,只要那肯定与鼓励符合事实,那就不要害怕别人抡过"你为什么不谦虚"的棍子来——把那棍子架住,并大声对他说:"我肯定自己,故我存在!"我还搞建筑评论,这是种边缘杂交文字。文学和建筑评论之间有联系,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我已经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过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印刷了五次。最近又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材质之美》。我从1995年开始写建筑评论,到现在快10年了。写建筑评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首先是外在的强大因素触动了我。城市的迅猛发展,这就是外在的因素。北京现在盖了很多新的楼房,对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审美,你不看它都不行,你躲都躲不过去。盖新的多半就要先拆旧的,北京的旧四合院儿、胡同儿不断地被拆毁,开发不断地蔓延。作为一个市民来说,我有话要说。另外,我个人长期对建筑是感兴趣的。我在中学时代,经常画水彩画儿,建筑是我水彩画儿的写生对象,因为我在城市里居住嘛,不可能有很多的自然景物,基本上是建筑,首先是古建筑,比如画白塔,画故宫的宫殿,画天坛的祈年殿,画城楼门子。我对建筑的兴趣也是埋伏很久了,外在的刺激加上内在我自身的这个底子,一激发,我的建筑评论就出来了。有采访者问我:如果纯粹从建筑布局上来说,您觉得中国哪个城市是您最喜欢的,觉得它整个儿的建筑格局是最好的?我觉得这牵涉到一个城市整个的、大的规划问题。建筑格局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古国了,很多城市都是历史名城,是很多的历史底蕴。是说它留存下来的那个底子?还是说它新的发展?因为这个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如果纯粹从历史的遗存来看一个城市,那我当然最喜欢北京。建筑有大概念和小概念。大概念是,一直要扩展到关于城市规划、一个城市整个的这个布局,包括它的道路都是建筑;另外,就是单栋的建筑或者单组的建筑。这是两个概念,北京在规划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单栋的建筑上,失败的例子远比上海、深圳等地多。所以这两方面都使我感到焦虑。我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个问题。采访者还常问我,就所到过的国外的城市,觉得哪个城市纯粹从建筑上来说,印象最深、最漂亮?我总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巴黎。我也去过罗马,罗马对古迹的保存,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罗马城在大概300年前,它的城市规划就不是像巴黎那么样的,让你觉得它那么十全十美。巴黎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罗马虽然古迹留得很多,但就整个城市的大概念来说,不如巴黎那么好。巴黎也有败笔,比如蒙巴拉斯大厦,一栋盖在市区里的美国式摩天楼。人们特别喜欢问作家,他的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其实我的影响主要来自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生活的家庭,有非常浓郁的文艺气氛或者文学气氛,这对我是最大的影响。我走上文学道路跟这个家族影响分不开,像我母亲说起《红楼梦》来她就如数家珍。她可以告诉你,这个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有什么勾连。这是一般弄"红学"者不去注意的。再比如说司棋这个角色,她的家庭背景、血缘背景等等,读得很细的啊。比如说像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很早就读西方名著、读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读苏联的一些现代小说,对我影响也很大。另外,我们家族,像我父母喜欢京剧,我哥哥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风靡一时,成为"梅派青衣"。还有音乐方面,这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有间接的,通过文本,或者通过一个我没见过,我没有谋面的作家的影响。如果要说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那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它对别人也许影响不那么大,就是我们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阅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启蒙。我很惊讶,他能够通过那么生动的个人命运的这种幽微的描写,透视整个那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教民和袍哥儿之间那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激荡,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里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关系、跟袍哥儿有关系。在长辈的叙述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他能够那么生动地使我这么一个晚辈,获得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透视力。这个作家的这部作品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启蒙作用是很大的。我写过一篇随笔《逆境与创作》。人们老说,一个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难经历有关,而我在这篇短文里面恰恰说,一个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创作灵感。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如果社会没能给他提供,那么,他就应该努力地去自己营造。比如拿曹雪芹来说,当时社会没有给予他,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险恶的,他就迁居西山脚下,疏离热闹场,只保持跟敦诚、敦敏、张宜泉这样的挚友的密切交往。他还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如鄂比。他营造了自己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像脂砚斋这样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给我们留下《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书稿,但毕竟是一个宝库。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说这个社会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人生难免坎坷,难免有逆境,自己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营造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很厉害,文学上竞争也很厉害,有时候就形成一个名利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没完没了地有诸多热闹得不堪的事情,什么会议啦、评奖啦,还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类的事情,还有畅销不畅销的事情,轰动不轰动什么的,搞得挺烦的。我现在基本住在乡村,自己的小人文环境非常好。今春我的民间朋友送我两棵芍药,移栽以后成活了,开得非常灿烂。我看着芍药花,听着另一个朋友送我的光盘,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翻着别人认为都是过时的老书,比如汝龙翻译的27册契诃夫的小说集,听音乐读书之余,就在窗外大柳树的臂弯里,坐在小椅子上构思新的文章。我就这样营造出自己的创作环境,它的特点一是草根气息,一是身心安静。我也不求再得奖,也不要入排行榜,我也不想成为热点焦点,不追求轰动畅销,更不去管什么座次头衔。我觉得非常愉快。当然,有的作家喜欢另一种环境,那里有很多人捧他、支持他,使他总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那也很好。我绝不会拿自己的选择去否定人家的喜好,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在那篇随笔里讲了歌德的例子,歌德一生没有什么坎坷,什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万卷书是不是读了都可疑,万里路肯定没有行,足迹最远只到过意大利。他一生没有坎坷,活到80多岁,情欲还很旺盛,还可以跟小女生恋爱。当时那个魏玛政权,也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他跟政治家没什么矛盾,政治家对他也很客气,把他很优厚地养起来,他也接受这种客气,养尊处优。他留下的著作也很伟大啊!不少人注意到,我宣称在《红楼梦》所有人物中,我喜欢的是妙玉。这令很多人诧异。妙玉孤僻、怪诞,很遭人讨嫌。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的性格和妙玉有很多契合点,我有时候确实是过分的离群儿。这不是什么优点,但也很难说这是一个罪恶,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人的性格也应该是多元的存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嘛!不是说我这样的性格就特别好,或者我要求别人像我这样,我没有这个道理。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这样生存,如果有条件,他可以这样生存,很自尊地维持自己的一份尊严,他不随便进入别人的领域,他更不能容忍别人随便去进入他的领域。妙玉重视保持环境的洁净,更重视保持内心的洁净,也保持人际关系的洁净。她很率意,喜欢贾宝玉。并不是说要爱宝玉,但是她认为宝玉是一个"些微有知识的人",在贾府那么多人里面,看得出宝玉比较懂事儿,这个懂事儿,不是懂一般的人情世故,她看出来,比较能有禅悟的是贾宝玉。所以贾宝玉过生日,她下贺帖。像这些地方我都很欣赏、喜欢,我觉得她这样为人处事挺有趣的。人的一生中,出生、事业成功和死亡是很壮烈的三个场景。出生是被动的,死亡也多少带有被动性,只有事业的成功带点主动性。生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实生的感觉我们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们遗忘得很快,形不成记忆。死的体验,我们每一个活人现在都没法陈述。在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使自己获得价值,也就是事业上成功,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觉得所谓成功,这个价值除了用金钱和名誉来衡量,还有更重要的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他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保证,这是很重要的;另一个标准是:他是否对他人有益,是否多少哪怕对他以外的第二个人有过一些好处。金钱、名誉和这两点,都是他创造的价值。我觉得这些对人生都是很重要的。我业余爱好是画画,我从初中时候就开始画,现在还有几幅是中学时代的作品。我一般画水彩写生。我现在经常到我农村书房附近的温榆河边、多少还带有一点野生态的空间里面,去画水彩写生画儿,这是我目前很大的一个乐趣。另外,就是听音乐,西洋古典音乐是我比较偏爱的。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和爱人去逛商场。我以为,逛商场是人生当中不可放弃的、尤其是有配偶的人决不可放弃的一大快乐。而且,男士,不光是我一个,我当然是一个典型,逛商场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多的一个动作是偷偷地看镜子、照镜子,这很奇怪。我发现别的男士也有这个毛病。女士吧,她在挑化妆品的时候照镜子,她对商场里面的那个公用的镜子并不很重视。可是我呢,每到有大镜子的地方,总忍不住要看看自己。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在这儿把它作为一块儿未开垦的处女地,提供给心理学者去研究。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不后悔,也不改。也常有采访者问我,是否关注比我再低一辈儿的作家的创作?我不能都关注,我也没有关注的义务,但是我应该承认我是关注其中我感兴趣的。比如像小说家邱华栋,我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潜力惊人,是一个能取得大成就的作家。还有搞散文的散文家祝勇,我也很喜欢他。他们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目前正处于创作喷发期。我有时约他们吃饭。我的私人饭局不少。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但很可惜,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王小波已经死了。而我是约王小波吃饭的,谁都不约他,所有请柬到不了他的案头。文坛的种种"名人"饭局都没有他。我主动跟他联系,我想尽办法联系,约他来,在我楼下的小饭馆儿吃饭。我们两个在饭馆儿里面吃到服务员都不耐烦,因为服务员们晚上要在那儿搭椅子睡觉。轰我们俩走,我们俩还在聊。非常可惜的是,我有一次又约他的时候,他说中午刚有人约过他,是他的"发儿小"约他,喝醉了酒,来不了。晚上没有来。几天以后,就得到了他猝死的消息。我非常悲痛。有的采访者尖锐地问道:看到文坛涌现出很多的后起之秀,你有没有过哪怕瞬间的心理不平衡?有没有"廉颇老矣"的感觉?我回答:为什么要不平衡?一个社会你不让后辈超过自己还得了呀。如果说同辈超过自己,自己有嫉妒心还差不多,后辈超过你,你妒忌起来,那这个社会要毁灭的,这个社会没有前途,万万不能这样做。后辈一定要超过前辈,前辈要主动为后辈的超越创造条件,这是我们的民族一定要坚持的一个ABC。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集团,启动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他们说,设这个奖的目的就是要抗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公。我也被聘为评委。于是,也就有采访者要我说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诺贝尔文学奖"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一个东西存在比较久了以后,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就像一个老字号,它总比新开张的商店吸引人,所以它影响力是大的,这个要承认。当中因为"一战"、"二战"停顿了几届,但是始终坚持下来了,这是一个取得威望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奖金越滚越多,一得奖就要发大财。各个地方的出版社也不会放过这个商机,它成为一个商机了,就是立刻去买版权。因为人们都要来读,要先睹为快,一读为快,所以就使得它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国家,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宣布了,说"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给了高行健是大失水准,丧失了权威性。但现在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新华社总要郑重地报道,各地报纸总要登满消息,说明它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要承认事实。所以我也是这样来看待它的,它是影响很大的一个奖项。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文学最高奖,人家自己也没这么说,咱们也不要这么看,文学是不能搞"奥林匹克运动"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的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能自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谁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不能有这样的看法。他就是一个幸运儿,被看重了,得奖了,像中了一张数额很大的彩票,一下子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一下子就载入了史册。历史是有选择的,历史记载不可能把每个人都记载上。它只记载频率最高的、响动最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响动比较大的奖,那要被记载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并不一定他就是最伟大的、最好的。而且有一个说法我是同意的,有一个西方人讲,"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只是一些瑞典人,那是意识很狭窄的一种评奖。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学界的奖",不对,它并不是一些西方的文学评论权威组成一个评委团来评这个奖,不是,就是瑞典文学院一个机构在那里评。那个机构我去访问过,是非常小的一个机构,那个机构每天按时上班的就一个人,一个秘书,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只能算半个,我问过那位秘书,他说,对,那个是半班儿,来半天,挣半份儿工资,另外半份儿到别的地儿去打工,到别的地儿去再挣去,那好像是个财会人员。我1992年去瑞典访问过,被邀聆听过那年得主沃尔科特的受奖演说,而且还跟他有个简短交谈。那次是瑞典文学院,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机构请我去的,所以我见识过。也就那么十几个瑞典人在那儿评,所以他们也都不把自己看得那么神圣。查资料的话就知道,诺贝尔去世前留下一笔钱来设奖的时候,这个人是很滑稽的,他因为从小数学不好,数学老师老骂他,他恨数学老师,所以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不设数学奖。它是个很个性化的奖,对文学又说什么要理想主义,这也是个很宽泛的说法。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拒绝这个活儿的,他们说什么诺贝尔,一个发明炸药发了财的人,你让我们来评奖,凭什么给你评奖?门儿都没有,不领这活儿。后来经过劝说,第一拨儿的那些评委才勉勉强强接揽这活儿,才评的。哪想到后来有这么大的影响啊。现在的18个评委里面有几个人也不参加评奖活动,有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病,有的是觉得评奖就是胡闹。当然也有的是对一个他推崇的作家老得不了奖很气愤,觉得不对头,罢工不参与评奖了。18个评委本身就闹内讧。现在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最缺乏的就是宽容。为什么那么尖锐对立?为什么总剑拔弩张?为什么焦虑成为最普遍的心理状态?为什么谈判中总不愿意适度地让步?我并不是在宣扬遁世自保,我心怀热切的社会关怀,而且是普世性的大关怀,我的企盼是:通过理性的、柔和的、渐进的方式,来化解人类之间的仇恨、猜忌与争斗,我主张把容易导致极端化思路与行为的激情,解构为以兼容忍让的柔情,润物细无声地提升世界与人类。能够宽容,自己有福,他人有福,人类有福。

那天跟一位老相识在街上相遇,互问"哪去"?自然都不过是"遛遛弯儿",但他跟我说了没两句话,就急着往公共报栏那边凑。我有点好奇,他家里赠报很多,何必还要到街上来读报?不免也就去那报栏浏览,这才发现是那报纸上刊发了一篇他的文章。不用问,我理解,这张报一般是不赠阅的,报亭也无零售,大概编辑通知了他这天发表,但样报要过些天才寄得到,所以他是来先睹为快。他也算著作等身的人物了,对自己新发表一篇文章仍充满了孩子游戏中胜出的喜悦,满脸幸福的波纹,这令我始而惊奇,继而感动。我感动,是因为忽然悟出:幸福是一。当然,这感悟也是集中了其他若干浮上心头的旧事新例。有回一位同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真是幸福极了——一本他久想找出的旧书,终于在这天从他万册藏书中"浮出水面",仅仅为这样一件事,他就幸福到必欲给朋友打电话报喜的地步。还有一位老大姐,给我寄来一张书法,上面只有一个繁体的"飞"字,附信说她得意之极,因为终于写出了这样一个好字,要我与她分享幸福与快乐。孩子辈也曾跟我表露过为当天的一件小事而深感幸福,比如用最简捷的巧法排除了电脑的故障;在本以为必然是大堵车的时间和路径上居然一路畅通提前到达目的地;在生日那天收到平时最合不来的同事的一件自制的小工艺品;在出差的飞机上旁边恰巧是位新西兰小姐,双方用英语聊天忘却疲倦……把幸福的感觉锁定在一天里的一件事上,没有大事锁小事,连小事都没有那就锁定在美好的一瞥一闻里,的确是一种维系好心情的妙方。针对时下人们容易焦虑多半浮躁的心理状态,提供对症的心灵鸡汤,已经成为一种写作与阅读的时尚。仅从与老相识报栏附近邂逅一事,联想开去,我不也就能烹制出一锅心灵鸡汤吗?《幸福是一》难道不是绝好的题目?想想也是,倘若一天到晚总把幸福的目标设定在将来,设定得非常宏大,似乎只有在久远的未来实现了"一万"甚至于"一亿"才能产生出幸福感来,那岂不是将自己浸泡在了永难消退的沉重与愁闷之中?常饮鸡汤,无论肠胃的还是心灵的,是小康人士的习俗。小康人士的焦虑,多出于"比上不足",以及因还贷、人际、家庭建设、子女教育投资与期望等方面的压力,还有情感方面的不满足或不确定,提醒他们"幸福是一",抓住每天至少一件开心事,立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放眼未来,满心彩霞,的确是非常香美的一锅心灵鸡汤。但是忽然想起了安东·契诃夫的那篇《醋栗》,找来重读。契诃夫不炖鸡汤,他给予我们心灵的不是漂油星的营养液,而是在惊悚中提升的鞭策。这篇小说里写到一位当时社会里的小康人士,他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巢,有胖厨娘和大肥狗,有不小的花园,最令他得意的,是他在花园里栽下的醋栗终于有了头茬果实。"幸福是一",他的"一"就是那醋栗,面对厨娘送到他眼前的一盘醋栗,他"笑着,对着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里含着一泡眼泪",在一颗颗地往嘴里送那些果实时,不住地喟叹:"啊!多好吃啊!"契诃夫通过小说里另一人物这样批判:"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已经到手,对他的命运,对他自己都很满意。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生出一种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了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这篇小说写于1898年。七年后圣彼得堡的工人大请愿沙皇命令开枪镇压,史称"黑色星期日",19年后接连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那以后《醋栗》所写的那种小康人士该面临怎样的处境?在那连串的社会大动荡大颠覆前夕,契诃夫于1904年去世,他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以这样的作品警示人们,特别是沉迷于小我世界的"一盘醋栗"的小康人士:幸福不能只是自己的"一",一个自己温饱或者说已经超温饱的小康人士,应该有社会关怀。他在此后的《新娘》等作品里,更为小康者指出了投向改造社会使其达到公平合理的历史潮流的人生方向。契诃夫不是革命家,他的思想也还不是激烈的革命观,但他那吁请人们突破"己一"的幸福观,而去寻求群体"万福"的人道情怀,至今仍闪烁着神圣的光芒,那是任何鸡汤的色香味都无法企及的。感谢契诃夫,贯穿在他所有作品里的反庸俗主题,跟爱与死一样,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我们曾经历过一段严厉压抑甚至试图消灭自我意识的年月,在那阶段的极左思潮冲击下,任何"己一"的幸福感都只能是一种罪感,似乎我在这边喝了一碗鸡汤,都会立即延缓比如说非洲那边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劳苦大众的解放日程。改革开放奔小康,使我们从极左的桎梏中获得了身心解放,像我这篇文章开头所引述的种种"己一"幸福感,都是时代进步催生出的健康心理花朵。放心地饮用滋养身体和心灵的鸡汤吧。但应该把"幸福是一"和"幸福更是万"的意识融合起来。"幸福是万"的意思就是应当有社会关怀,自己先富了,别忘了那些还等着后富一步的人,自己小康达标了,要懂得如果小康群体只是大富和贫穷之间的一个瘦细脆弱的衔接颈,那么,就会有一朝断裂的可能。构建一种把"己一"和"万福"统一起来的幸福观,也许不像呷鸡汤那么便当,却是我们都应该努力的。而在这种努力中,记住契诃夫笔下那饱含自私庸俗成分的醋栗滋味是有醒脑作用的:"那些醋栗又硬又酸。"

最近接连看到两篇文章,都强调作家应该站在穷人一边。两篇文章发表在不同地域的报纸副刊上,作者并非一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议论出现,是因为现在——准确地说应该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上——也不仅是文学,包括影视等艺术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媚富"的苗头——现在应该说已经不是苗头,而是相当茁壮地成长着的大树了。讲述近20年先富起来的人的故事,把致富者放在叙事的中心地位,企图引导读者或观众与他们的喜怒哀乐心弦共振。这样的文本颇为不少,可惜成功的似乎还不多——有部长达百集的肥皂剧,淋漓尽致地表现那已然富起来的男女,怎么在堂皇的经理室与豪华的别墅里遭遇事业的磨难与情感的波折。也不能说那不真实,但可惜的是,无论是其中所包含的生活真实,还是艺术家努力营造出的艺术真实,费了100集的工夫,依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从否定市场经济转向肯定和大力推行市场经济,那么迅疾地发展着,所以文学艺术里,也便出现了一股把近百年率先在经商上取得成功的个人及其家族,加以挖掘、重塑、弘扬、光大的,不能算太小的浪潮。光是取材于全聚德发家史的话剧、电影就各有一部,而且从立意和艺术上都获得好评。这几天晚上,我还在电视上看到一部从长篇小说改编过来的,讲瑞蚨祥绸缎商发家历程的连续剧。似乎各地都有积极为本地历史上的富商巨贾树碑立传的作品出现,像关于山西钱商、徽州商人的作品,我都有些印象。尽管出现了我上面所说的,吁请站在穷人一边的声音,但我相信,为历史上的富人和如今的新富树碑立传的作品还会陆续出现。而且其中也一定还会有某些获得较广泛好评的作品——因为即使是这其中比较蹩脚的作品,也懂得对作为主人公的富人,要写出其社会评价的多面性,以及命运的诡谲与人性的复杂——我预测,写富人发家艰难的文本,经历了多年的阶梯式发展,在新的世纪里,可望会有新的突破。一部作品,是把富人当主人公,还是把穷人当主人公,这基本上只是个题材问题,或叙述角度问题,作家愿意怎么选材,愿意怎么叙述,应有充分的自由,似乎没有争论的必要。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似乎也不是简单地反对把富人当做主人公,或叙述策略上选取了以富人角度"主述"的方式。他们的批评前提是:作家同情心倾向哪一边?在他们看来,有些作品确实是脚跟站在了富人一边,美化富人,崇富、媚富,因而成了问题。要说时下写富人没写成功的作品,是作者的立场出了问题,恐怕是不准确的。就政治立场而言,他们甚至应该率先得到肯定——他们的积极表现在改革开放大潮里先富起来的人物,不消说有近距离配合政治宣传的,起码是潜在的动机;而将老祖宗里的市场经济先行者加以拂尘涤垢,特别是展现他们的坚忍的创业精神,又特别是表现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传统道德和爱国主义的正气豪情,又不消说有以古喻今——或者说是以古励今——的政治热情。他们的问题,恐怕并不在选材的"穷"与"富"上,而是疏离了文学的本性吧。作家站在穷人一边,是否就进入或至少接近了文学的本性呢?似乎也不能这样简单化地理解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红楼梦》里虽穿插了刘姥姥那样的穷人形象,整个儿却绝对是写富人的。西方作家像英国的高尔斯华绥著有大部头的为银行家树碑立传的《有产者》,德国的托玛斯·曼著有展现四代富商家史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是旧俄被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激赏的高尔基,他虽有写穷人的小说《母亲》和剧本《底层》,却也有艺术上甚至是更精彩的写富人的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福玛·高尔杰耶夫》和剧本《叶戈尔·布雷乔夫》,可举出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已经成为人类文学经典的作品,尽管对笔下的富人持无情揭露与严厉的批判态度,却并不一定就是站在了穷人一边。比如《红楼梦》,作者是坚定地站在"金陵十二钗"那些贵族富女一边的,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可恨可杀的一面写得淋漓尽致,然而其描摹中占据上风的情感倾向,还是将其视为可爱可叹甚至可敬可惜的巾帼英雄。把穷人当主角,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写作品,从1949年到1976年,在内地是从事文学创作的ABC。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以后,虽然文学新潮涌动,但当时形式上的突破,即所谓文本颠覆,给人的印象压过了选材上的穷富问题——无论是刘索拉笔下的"别无选择"一群,还是徐星笔下的"无主题变奏"一族,角色虽新,甚至论悖逆精神颇为富有,在物质金钱层面上也还属于囊中羞涩——1992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写富人、富人写、给想富的人看开始风行起来,而这也绝非空穴来风,大多并非向壁虚构——内地确实开始出现自1949年后拥有个人财富量令人咋舌的一个小群体。而尚未能拥有那么多个人财富的绝大多数人群里,不少人也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以个人财富为成败荣辱标准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中学生填写表格,遇到"成分"一栏,问家长:"咱们家什么成分?"告曰"贫农",或"城市贫民",这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一定会引出自豪感,在1992年以后却反而引出了浓酽的自卑情绪——"咱们家怎么会不是富农呢"、"爷爷当年为什么不是资本家"。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出现慕富、颂富、渴富、媚富的文学艺术浪潮,出版者格外积极地"卖富",消费者以此"先从心理上富起来",买卖双方互动激励,一时形成繁荣局面,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宿命,也不为过。所以,与其说是一些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出了问题,不如说是我们社会还没有调整好价值观念,没有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特别是在获得财富的起点上和过程里都不够公平的这个至关重要的、笼罩着一切的大问题。关于穷人与富人、精神与物质、道德与利润……人们的认知上出现了大混乱,"福布斯"对每一年度世界首富的排名,比"格莱美"对流行音乐的排名或"奥斯卡"对商业电影的排名,在内地似乎更为人津津乐道。2000年报纸上又开始了关于"知本家"的宣传热潮。据说最能利上生利的本钱已经不是"资本"而是"知本",因此进入尖端学府掌握尖端科技拿个尖端学位谋个尖端科技的营生,对于正培养着子女的父母,还包括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成为了既紧迫而又持续焦虑的人生职责——可是,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又在大张旗鼓地实施为中小学生"减负",往往是同一张报纸的这个版面上在宣传"减负",那个版面上却在揄扬要成为"知本家"才叫有出息。两种话语之间尚不能圆成一个逻辑,存在着理路上的明显龃龉,到现实生活里,则就我所知,许多的家长宁信"知本论"而不大认同"素质教育论",学校减掉的"负",他们偷偷再加上去,甚至抱着"别人减了我加了,孩子考入重点中学、名牌大学,跻身知本家行列的几率必然增高,岂不便宜大大的!"一些课余去搞"家教"的大学生就告诉我,现在"家教"的卖方市场反而看好,正是提高酬金的大好时机!我说了这么多似乎与当下文学艺术无关的事情,其实哪里是无关,竟是息息相关,不信你等着瞧,以"知本家"为题材的摩登文学艺术作品,从小说到肥皂剧,很快便会源源上市。情况很复杂,因素很多且缠夹不清,也不能轻率地责备谁,就现象而言,近八九年来,不少作家以及扩而大之到不少的文学艺术创作者,再扩大到不少的文化人,在社会转型的巨变中,随着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破裂、漂浮、混乱、暧昧,落不下自己的脚跟,踮着脚尖一路小跑,企图"跟上时代的步伐",结果是气喘吁吁,撂下一串撰写的或主编的应时出版物,而终究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最恰切的站位,旁人看过去,那跑出的轨迹连合不拢口的圆圈也不是,甚至很像是"九连环"似的"乱步"。就眼下文化格局特别是文学格局而言,用多元形容,绝不为过。有人可能不大同意用"多元"而主张用"多样"。但既然《谁是最可爱的人》和《许三观卖血记》,还有比如说《芙蓉镇》和《金光大道》、《看上去很美》和《第二个太阳》、《青春之歌》和新出炉的最年轻一代女作家的《糖》,都是我们书店里的合法出版物,一起陈列在那里供读者或者说文学消费者自由选择,你总不能说它们的区别只是不同的"样",而不是全然不同的美学"元"的呈现。在多元的格局里,也很有些写作者颇为自觉地落下了脚跟,选择了自己的站位,轻易不再挪移。稍稍加以观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写富人"和"写穷人"的选择之外,还呈现出了许多种另外的选择,比如"写自己",而那"自己"可能比起学识财富双匮乏的穷人是富裕多了,但比起精神物质双富有的人来说,则又显然有所不足,如非加以归类,可能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吧,当然,就属这"中间谱系"的色彩最丰富,从中规中矩的道德守望者,到乱性嬉皮的悖德而自傲的角色,林林总总,无奇不有。还有抨击官场颓风和揭露腐败现象的,虽然有的仅是"照景实录",或以包公式的清官来收拾触目惊心的腐败残局,就文学性本身而言,究竟高下如何还需个案评析,但这些作品无疑也可以算得是站在了穷人(国企下岗职工、城市低收入者、社会无业人员,特别是他们当中的被迫害被冤屈者)一边,至少是替他们出了一口恶气。但既然出现了吁请站在穷人一边、抨击"媚富"的声音,可见在多元的格局里,如何确定写作者的价值标准,脚跟落下在什么坚实的东西上,确实构成了一个当下应该加以讨论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及,我思考的结果是,写富人也好,写穷人也好,写中产阶级人士也好,写经济面目不清的自我或他人也好,都只是个选材的问题,如果写得不成功,各种原因之中,最主要的恐怕是没能进入到文学的本性之中。文学的本性,其实在认知上,也从来都呈现着多元的见解。依我看来,"媚富"固然令人皱眉齿冷,"媚穷"也未必就可取。作家写出的文本可以不动声色,看不出倾向性;如有情感的倾向性,比如就同情心而论,能把同情心奉献给穷苦一方,不消说是好的。但正如上面已经提及的《红楼梦》,曹雪芹在被打击的穷丫头坠儿身上所表达出的同情,远逊于做过迫害尤二姐及若干亏心事的富婆王熙凤,你可以说,曹雪芹这样写可能在道德导向上存在一定问题,但在进入文学本性这一点上而言,他对王熙凤的塑造,应该说是达到了100的满分。就我个人的美学取向而言,我最仰慕的,中国是曹雪芹,外国则是旧俄的陀思妥也夫斯基。陀氏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巧得很,题目就是《穷人》,那当然是"站在穷人一边",其对穷人生存困境的同情,也是溢于字里行间的,但是,倘仅仅达到这个份儿,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良好的作品罢了,可是《穷人》却达到了优秀,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它深入到了文学的本性之中——对人性的挖掘,它在描摹主人公的穿越穷困以及真诚的爱情向往时,也揭示了他心灵中令读者读来因不忍而颤栗的卑微。他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的头一部长篇小说,题目也很直截了当,就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以为,光是这个题目,就值得我们一再体味,如果你真想同情自己以外的人,那么,说穷人其实并不一定准确,那些明明有工作能力,甚至身体比一般人还康健,却偏偏去做职业乞丐的穷人,你恐怕就很难站在他一边,给予他你宝贵的同情心;说失败者,也一样不一定准确,希特勒和江青都是失败者,怎么能站在他们一边给予同情?陀氏这"双被"的提法,准确极了。脚跟落在"双被"者一边,是一个至为准确的站位,体现出了作家向社会不公发出呐喊的艺术良心。但陀氏的了不得之处,是他在抨击、批判侮辱损害别人的富有者,对"双被"者给予充分同情的时候,还能撕开"双被"者那甚至是相当清白的灵魂,加以无情的拷问。这就是文学的"正经活儿"。在《罪与罚》里,他更表达出"双被"者也应有面对自己灵魂、勇于救赎的精神,那样的一种令人不能不掩卷深思的沉痛吁求。陀氏有时也把富人当做作品的"一号角色",比如《白痴》,当然那主人公梅斯金公爵是一个富人中的异数,他无论是在贫穷状态下,还是在突然获得大笔遗产暴富之后,都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水晶心,这恐怕是作家以一己的理想虚拟出的人物,但因为该作品的叙述技巧很好,这一人物居然也还血肉丰满,有相当的"蒙蔽性"。不过统观这部作品,最令读者心灵颤栗的,可能还是那个退休将军的儿子,相对贫穷而不甘贫穷,在金钱的利诱下,灵魂如同麻花扭动般痛苦的、给害过自己父亲的现任将军当秘书的加利亚,陀氏对他的刻画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陀氏创作的最高峰是《卡拉玛卓夫兄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一个最颟顸卑污的灵魂,给了一个似乎是几个主要人物里最穷、并且乍看上去也最符合"双被"标准的、老卡拉玛卓夫与最污糟的女性在最不堪的情景下所生下的那个私生子,陀氏是在引导我们超越贵贱贫富,去痛苦地探究人性的永恒秘密么?要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割除腐败、组织好社会生活,使"双被"者不再"双被",使为富者能仁,贫穷者能脱贫,说实在的,文学,加上其他的艺术门类,甚至再加上学术界的研究探讨,恐怕铆足了劲儿,所能达到的实效也毕竟有限。就文学而言,它的本性,恐怕还不是救世,而是净魂。这净魂的含义里,也不仅是灵魂的拷问与救赎,还应有生命诗意的开掘,与文字美感及丰富象征的营造——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达到的。陀氏的作品里有一部《恶魔》,曾把旧俄的革命家们气了个仰翻,因为在那部作品里,陀氏把口称为民请命的革命精英,刻画为虚伪的权力欲者,这部作品在"十月革命"后很久都不能再版。这件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悟到,文学家的站在"双被"一边,那思路、方式与终极诉求,是可能与要彻底清洁世界的革命家很不一样,乃至发生抵牾的。反省自己,在近20年的社会风云变幻中,也有踮起脚尖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跑动,以至瞎跑了步子的情况,但由于自己在大格局里越来越边缘化,也就越来越没有害怕"落伍"的焦虑,因此也就不再踮起脚尖喘吁吁地随潮,并在一再思考中,渐渐选定了自己的文学站位——落下脚跟,立马遍体清凉。当然,由于自己的青春期里没赶上好时候,自己运气又不好,学养见识都比较欠缺,尤其是,最根本的,自己的灵气可能先天就未必上佳,加上年龄逼近了花甲,在这个选定的站位上,究竟还能写出些什么文字,不敢自诩。只能对自己说:努力!同时,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写出如上,或许对某些人也还有些参考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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