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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非量化因素,心灵体操

浏览次数:120 时间:2019-11-01

画家老常在农村租了一个小院居住,我见他院门外有块高台,石砌帮沿,内中土肥,却只长着些野酸模什么的,遂问他何不种点正经花草?他说头年曾种了些向日葵,但不等花盘中籽粒饱满,便被一些孩子偷得徒剩秆叶。他频频叹息说,村里你迈进家家大门,里头的花草树木都很不错,然而在门外的公共区域,只能种些个高蹿而花果含混不能食用的树木。有几棵桃杏树长在巷子里,总是那青果子还只比蚕豆略大,便不断有人去采摘,低处的糟塌完了,高处的够不着,便抱着树干狂摇,所以这些树木都呈现一种半死不活的模样。我听他讲毁青果的多是些村中少年,便问村中大人们为何不好好教育,立下一个爱惜共用区花草树木的规矩?他想了想说,也许是因为一度大家都挺穷,吃不大饱吧,所以见了树上挂果,等不得长熟,还是青豆般模样便恨不能将其塞入嘴中;还有便是,这些年虽没人吃不饱了,孩子们甚至同城里的娇宝贝们一样,还时常能买零食吃,可是出于一种潜移默化的陋习吧,见到树上挂有青果,便止不住那摇将下来将其占有的欲望。在村里漫步时,我寻思:这潜移默化的陋习,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思维定式?因为不是自己家的,便可以随意占有?既然想占有,何不等到那青果变熟,再加享用?也许是认为自己固然可以待其熟了再摘,可是别的人可能会摘在前头,所以到头来还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摘拾的只是青涩的生果,吃到嘴里哪有什么好味,却为何还要将其占有?或者也并不真吃,只是捞到手中,"我有了",不过是得到那么一个短暂的快感……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不少城镇中。也不都是幼童或少年人做这种蠢事,我就亲眼看到过在公园的僻角,个别的成年人非要把挂在高处的青柿子弄下来的丑态。损坏公物那不消说是可耻的行为了,问题是,明明知道那青涩的果子即使到手,也是不好吃甚至会吃出毛病来的,却还是忍不住一种摘取青果的心理冲动。幼稚的确实不只是孩子。不成熟的社会性行为本身便是夭折的青涩果。摘青果是一种可鄙的短期行为,于社会他人有害,于己也未必有利。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里,"摘青果"式的行为模式,呈现在了许多的领域里。联想下去,心情是沉重的。这里面,是否有人性中恶的因素在作怪?排除了到生产性果园偷果子的事例,再排除了到别人私宅私院里偷果子的事例,也将在公园中偷观赏性树木上果子的事例排除吧,我们光来讨论一下那些向无主的甚至于也结不出甜果子的树木下手狂摇乱打,摘拾青果的人们的行为——他们究竟是图个什么,或竟自己也并不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图个什么?也曾在自思自想的过程中自言自语:这算得是多大的事?果子长出来,本是供人摘食的么,何况这些野生野长的树上的果子即使成熟了也未必好吃,那么,是青豆般大便被人占有,还是由青变红变黄变紫再被人占有,又有什么区别呢?总左思右想,总觉得还是有区别。曾在某风景区的野山上,看见有个别游客拼命摇晃山梨树,为的只不过是摘拾点还很青很小的幼梨,便心中很不是滋味。也曾试图劝说,谁想他们弄清我并非管理人员后,便狠狠地给了我一番嘲讽。也曾在江南某镇,见到一棵很粗很高仿佛一把大伞的李子树,长在某寺院墙外,其时正当李子成熟,那棵老树上挂满了紫红的李子,却并不见往来的贩夫走卒去摘取,而且,有些个熟透的李子自动落在了地下,砸烂了,形成一团红浆……面对那淳朴自在的情景,我心中充溢着大感动、大欢喜。曾信奉"一处地方的文明程度的最准确无误的标志是其厕所状况"的说法,倒也不是想改变这一"信仰",只是想补充:哪里的人们不乱摘青果,其总体的文明程度必高。

电子技术使我们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也就是量化。似乎一切事物都可以最终地解构为数字。故去不久的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反复强调数字化管理的重要性,认为中国近代史上之所以有百多年落后于西方,就是因为长期缺乏量化思维与管理手段。现在我们中国进步极大,数字化已经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们用光盘听音乐看电影,那些曼妙的声音绮丽的画面其实全是一连串数字记录的回放,量化的程度越高越细,则效果就越好。我们的住房条件更可以用一系列数字来形容:建筑面积多少,使用面积多少,每平方米值多少钱,装修花费多少,物业管理费多少……甚至连四季阳光射入窗内的总时数也可以估算出来。无论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还是我们自身生活品质的提升,进入到自觉、严格、细致、准确的量化程序,得以用数字化体现出来,当然都是可喜的事。但是,我们生命中仍有着值得珍惜的非量化因素。一位微电子专家说过,不要以为精微的数字化手段能够模拟表达一切。比如说,一对夫妇站在摇篮边,当他们都默默注视了摇篮里的爱子后,又抬头相视的那一瞬间,他们的表情,尤其是洋溢在内心的情感,那是无法量化而又坚实存在的因素,这一因素比其他所有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可量化因素,包括他们的年龄、学历、收入、住房条件等等,更为紧要,是无价的——所谓无价,也就是无法以数字衡量价值,因而尤其珍贵。再举一例,我到过许多人的书房,哪一位的书房给我印象最深,最令我羡慕呢?那是在挪威奥斯陆郊区,一位汉学家何莫邪的书房。若问我他那书房怎么个好法,是面积大、藏书多、装潢雅致?还是光照足、设备全、舒适恬静?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可以量化的。像装潢,可以从投资额上量化;恬静,可以从外来声音的分贝值上量化。而他那书房以可量化因素而言,其实并不能占到上风,不仅面积并不怎么阔大,窗户朝向欠佳,全年进光的烛光值总量不高,如果用仪器测量其空气流动的日平均值,其数值恐怕也未必令人欣喜;但他那书房里的非量化因素,比如说那样一种不身临其境绝对感受不到的氛围情调,却是令人留连陶醉的。近年我在北京东郊农村找了一间书房,因为离温榆河较近,将其命名为温榆斋,我就特别注意将其非量化因素营造好,在那里面写作,我有一种身心融入了温榆河周边大自然的彻底舒张的感觉,这感觉无法用数字表达,甚至也很难用文字描述形容,是一种情感的涟漪在推衍,一种诗意的云霓在闪现,构成我生命中最可宝贵的要素。我们常有焦虑,仔细检验便会发现,所焦虑的几乎全是可以量化的东西,而且焦虑的具体思维模式,也是十分数字化的。也不能说以数字化手段焦虑可量化事物就不好,就做事的社会效益与自身合法权益而言,重视可量化因素不仅必要而且务需认真。但必须消弭焦虑中的不良成分,关键在于要把那些多余的数字剔除。一位熟人跟我说,他一度曾为自己住宅里只有一个卫生间,而昔日有的同窗家里却享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卫生间而陷入自觉形秽的焦虑。但一次他却在仍住在胡同杂院、入厕还需出院的一位同窗家里,目睹身受了其家人间无法用数字量化的那种温馨亲情,竟如醍醐灌顶般清醒过来,再不让几个卫生间之类的量化焦虑败坏自己的心情。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一个人在精神上能自觉地保持些不必也不可量化的、与数字无关的情愫,那真是一种福气,而且,这样的人多起来,人际间也就不必将一切都加以量化了。那么,在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步伐中,氤氲出以情感和诗意交织的非量化因素,也便构成了整个社会愈加祥和的吉兆吧。

人类之间,免不了冲突。处理冲突之道,以我年轻时受的教育,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即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具体到白刃战,讲究刺刀见红,也就是有你无我,我必活而你必死,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能采取一点同归于尽的方式,比如董存瑞的炸碉堡,但那也是为了我军之活及敌军之死。此外,像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应尽可能不殃及平民,不杀也不虐待俘虏等等,都是最基本的常识。我还没到壮年的时候,人类处理冲突之道,已有"你活我也活"之说。那还是所谓"冷战"时期,"你活我也活"被我们这边宣布为"修正主义",是一种有悖于"你死我活"的"活命哲学"。话虽这么说,但那时中、美两敌国驻波兰华沙的大使却已经开始秘密接触,后来更加以公开,叫"中、美大使级定期会谈",这种会谈进行了许许多多次,似乎永远谈不拢。但到1972年,忽有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言谈极欢,毛说他喜欢美国的共和党而不喜欢民主党,此话传出,令我这样的懵懂之辈惊诧莫名,后来中、美正式建交,到了今天,光是满大街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就让我们从"你吃我也吃"的实践中深切地体味到"你活我也活"的甜头,如今更把这五个字的意蕴用两个字概括得更有神韵:"双赢"。上世纪末,在美国混事由的日裔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依他的意思,"冷战"结束,全球价值标准划一为西方履行多年的那一套,人类从此进入一种活法。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则发表了"文明冲突论",说是原有的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虽消失,不同的精神信仰圈之间的冲突又将勃兴。是亨廷顿"不幸而言中"?未必,他自己也不承认眼下的事态都能装进"文明冲突"的框架里。他举出的各种文明里都有人道因素,都能找到相互间的融会点。但各种信仰里的极端一翼,就都派生麻烦。"9·11事件"后,一种处理人类冲突的手段甚嚣尘上,就是"我死你也死",用中国古话说就是"与汝偕亡"。现在几乎每周都能从传媒上看到"自杀性袭击"的报道。"肉弹"袭击的对象往往又并非武装的敌人,而是平民、游客,包括妇孺。我对"恐怖主义"没有研究,不敢多说多道,但觉得没有什么"主义"的"干脆一块儿死"的戾气,似乎也已经弥散到了我们身边的日常存在中,翻翻报纸上的地方新闻版,充斥着这类的市井悲剧: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纠纷,却非闹得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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