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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明代宗教信仰下汉藏民族认同思考,黎族嗜酒习

浏览次数:60 时间:2020-03-08

一、大学生宗教信仰现状及其特点

[摘要]明代自始至终都将藏区视为自己的统治下,双方间通过对共同经济利益的追求,形成了交往中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明朝统治者透过藏传佛教这扇窗口观察到与自已不同的价值观念,并给予极大的利用和扶持,相互间共有的心理基础也逐步形成,认同观念自上而下、由行动到心理开始滋生和蔓延。[关键词]明代;汉族;藏族;互动;认同所谓认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者其他对象连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在考察明朝统治期间汉族与藏族关系中的认同问题时,我们发现经济利益与宗教信仰是是汉藏民族认同的基础和关键。一、封贡互市:认同感产生的经济基础明代的青海、西藏以及川西、甘南等区域,是以藏族为主体,汉、回、土、羌等少数民族兼有的多民族聚居区,历史上称这里为“其地多僧,无城郭”,因为这里没有统一的地方政权,当地的统治者由上层喇嘛和各部首领担任。明建立初期,太祖皇帝就宣告天下:“四海内外,皆为赤子,所以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抗御之道,远迩无间”①。明成祖也曾说过:“朕承天命,主宰生民,惟体天心以为治,海内外,一视同仁。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②在“华夷一家”思想的指导下,在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时,明朝统治者认为“必威德兼施”,③反对“穷兵黩武以事夷狄”,主张“怀之以恩,待之以礼”④。因此从一开始,明政府就确立了以招谕为主的治藏政策。洪武二十年,明太祖为扫清元朝在西北的残余力量而发动的西征,不仅歼灭了元军的余部,而且在藏区民众间,尤其是上层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纷纷遣人主动与明王朝联系,表达归附的诚意。对于这些能主动归附明朝的藏族贵族,明政府给予最大程度的拉拢,具体做法是封归降的上层为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职,并允许其子孙世袭其职。同时,明政府针对西藏地区政教合一,各派互不统属的特点,放弃了元朝时的帝师制度,即不独尊某一个教派,而是对各教派的首领给予笼络扶持,分别赐予王或法王的封号,目的是均衡各派的实力,起到互相牵制的作用。通过上述措施,明政府对藏族地区管理的加强,藏族与内地的交往更加密切,喇嘛和官商来京的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分封上层僧侣后,按照规定受封者有定期向明中央朝贡的义务,朝贡一般分为年例朝贡、请职朝贡、贺谢朝贡与临时朝贡几种,各种朝贡在时间和方式上又有不同的规定,但不管是哪种形式,明政府都一应遵守“薄来厚往”的原则,予以丰厚的赏赐。永乐五年,大宝法王贝桑波入朝后,明赏其印敕,以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⑤等物。由于藏区位于青藏高原,及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经济生活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兼以在雅鲁藏布江沿岸种植一些青稞、小麦、荞麦等农作物,藏区人民的生活需要基本可以保障。但明朝所赏赐的物品中,除了有藏区生活所需的茶叶、绢帛、棉布之外,还有金、银、彩币、绸缎和金银法器等,满足了藏族贵族对于中原奢侈品的需求,再加上藏族地区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佛事活动频繁,祭祀活动中所需的酥油茶和金钱等物也全靠明政府的贡赐。作为社会其他生产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其他社会关系基础的经济关系,使得以物质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利益与其他利益相比获得了基础地位。因此,对于赐贡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的依赖,很容易在藏区上层人士中产生一种与明王朝属于同一个社会关系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茶马互市是明朝和藏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另外一种方式。一方面,明朝在与北方蒙古的作战中,对于战马的需求量非常大,藏区优良的草场和战马可以保证明朝的作战需要。另一方面,因为藏区地处高寒地带,需要摄入大量的高脂肪,由于蔬菜的缺乏,人们需要用茶叶分解体内脂肪,故藏族特别嗜茶。《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随后,以奶制品与肉食为主的边民得茶之大益,一时间,藏族的饮茶习俗蔚为时尚。藏族民间素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这反映出茶叶在藏族人民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民间的茶马贸易是一种在汉藏两族之间开展的商业活动,这种商业活动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交换活动,主要是畜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换。民营茶马贸易的发展,使得专门经营此贸易的汉族商人和藏族商人因运而生,如“番民所处老思罔之地,土瘠人繁,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贷,以赡其生”①。在明代洪武年间,由于政府严禁茶马私贩,藏族地区的“番商”面临失去营生的困境。为了维持生活,这些“番商”选择铤而走险,在明朝政府禁令之下开展着走私贩运茶马的活动。因私茶价格较便宜,与“金牌信符”制度下官茶的高昂价格相比,藏族人民更愿意将自己的马匹与私茶进行交易,于是出现了“番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的局面。随着民间茶马贸易的兴起,官营茶马贸易逐渐趋于衰落,由于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使得藏族和汉族成为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整体。明人张瀚说:“西夷亦有茶市,皆所以通华夷之情;贸迁有无,收商贾之利,减戍守之费,以夷所欲售,易中国所欲得,法无良于此者。”②明朝同藏族间的朝贡活动,对象通常以上层贵族和高级僧人为主,封贡中所得丰厚经济利益的受益者仅仅是这些统治阶层。但是通过茶马互市后,使汉藏民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在推动汉族茶叶生产的同时促进了藏族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汉族地区的绢、布、陶瓷、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农副土特产等大量流入藏族民众居住的地区,而藏族民众居住的高寒草原上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业特产也流入汉族地区,汉藏双方自上而下都得到了实惠。随着交往的日益加深,中原民族的文化艺术、先进的科学技术流通传到了藏区,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渗透,使得认同观念自上而下的滋生和漫延。二、宗教信仰:认同感产生的心理基础西藏地区多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从9世纪末开始,随着吐蕃内部矛盾的加剧,藏族地区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并形成了阿里王系及亚泽王系、雅隆觉阿王系和拉萨王系等。藏区在割据状态下呈现王系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甚至经常为利益互相侵袭劫掠的状况。就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被藏区各阶层广泛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随着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和当地首领之间紧密结合、互为利用,逐渐形成了藏族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藏传佛教从13世纪开始传入元、明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朝的帝师,“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救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释泉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大德九年,专遣平章政事铁木儿乘传护送,孵金五百两、银千两、币帛万匹、钞三千锭。皇庆二年,加至脾金五千两、银一万五千两、锦绮杂彩共一万七千匹。虽其昆弟子姓之往来,有司亦供亿无乏……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③明政府继承了元朝优待藏传佛教的政策,在洪武五年,前元朝最后一位摄帝师喃加巴藏卜遣使者入贡,归顺明朝。次年,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亲自来京,并按照明朝政府的要求携带了一份60余人的推荐名单。朱元璋改摄帝师为炽盛佛宝国师,对其所推荐人员均授予职位,并对其他帝师后裔、喇嘛也给以优待。元明时期藏传佛教的发展,可以充分的体现出中央政府对于藏族地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接受。正是因为这种认可,为藏传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广大喇嘛和信教群众到内地参佛、传法、经商提供了便利,为扩大藏传佛教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明朝的个别皇帝对于藏传佛教也是极为尊奉和推崇的,以明宪宗为例,史称其“好蕃僧,至者日众”④。宪宗时期所封的大国师、国师、禅师,“不可胜纪”。这些僧侣拥有的权利甚至连亲王都不可比拟,“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与,卫卒执金吾仗前导,达官贵人莫不敢不避路。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米花赞吉祥,赐予骈蕃,日给大馔牲饩至再,锦衣玉食者千人,中贵人见辄跪拜,坐而受之,法王封号有至累数十字者”⑤。整个成化年间,朝贡的藏族僧人不仅人数极多,次数亦极频繁。明武宗对藏传佛教也十分崇信,曾于正德五年一次就发放给藏族僧人度牒三万余张。正德十五年,明武宗听身边近臣说“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谓之活佛”,立即引起明武宗的极大兴趣,他马上遣太监刘允前往西藏迎佛,“以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七供,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巨万计,内库黄金为之一匮。敕允往返以十年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经路带盐、茶之利,亦数十万计”⑥。宗教信仰,是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并用以指导和规范人们在世俗社会中的行为。为维护对蒙藏等佛教民族的统治,明朝中央政府给予藏传佛教以极大的呵护和扶持,其影响波及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首先,与中原王朝经济上的交往,不仅丰富了物质生活资料,而且在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也奠定了双方间认同的物质基础。其次,明朝统治者从藏传佛教这扇窗口观察到了与自身不同的价值观念,并认可和尊重这种价值观念。当中原王朝将藏传佛教文化列入中华文明的行列开始,汉藏间共同的民族心理已经形成,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已根植于心。三、小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⑦文章中所讨论的民族认同,是指一国内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明政府在政权建立后,能够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的制定出适应藏区的民族政策,通过经济上的贡赐和互市贸易,确立双方间认同的物质基础。同时,利用藏传佛教观察到藏族人民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互相之间交往认同的基础,共有价值观也随之产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某个侧面来讲,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也可以被看作是华夷逐渐融为一体的过程。怎样处理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历来是古代封建政府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一味地武装镇压,进行强制性的民族同化,只能使生产遭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最终成为影响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而实施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不仅可以解决剑拔弩张的民族矛盾,而且还能促进处理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间认同感的不断增进,加快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形成的步伐。因此,正确的民族观,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关系着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间认同感的生成。〔参考文献〕〔1〕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2〕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4〕刘祥学.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5〕顾祖成.明代治藏史要〔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4.〔6〕陈梧桐.论明王朝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J〕.明史研究,.作者:高红梅 单位:北方民族大学

一、顽强的杞黎原始宗教信仰

1.大学生信教人数呈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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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黎族杞黎地区,现代性的教育机制早在20世纪50年代解放以后就被建立起来了,政府的无神论宣传也一直在进行。尽管黎族群众的受教育水平一直较低,但是主流的无神论教育多少在年青一代中发生着作用,以至于人们在被问及鬼神时显得有些许矛盾与迷茫。然而,从总体上来看此地黎族群众的原始宗教信仰却仍然保留着十足的传统味,似乎没有明显受到现代科学文化的冲击,甚至在经历了“破四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文化灾难之后,它仍然迅速恢复并我行我素甚至还发挥着更重要且全方位的作用。

以北京高校作为全国大学生宗教信仰人数发展趋势的研究个案,根据相关学者的问卷调查数据,可以得出北京市高校大学生的信教数量处于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之中。1998年,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九五”项目“北京青年宗教信仰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大学生中明确表示有宗教信仰的占13.4%;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何其敏教授主持的“北京市大学生信仰调查”课题调查发现,具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占总调查对象的16.88%;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刘成运、韩宇“当代大学生宗教信仰调查———以北京为中心的考察”的调研结果显示信仰宗教的大学生比例是19.1%。由此可见,从1998年到2010,北京高校大学生信教人数有所增加,且后期的增长速度要明显的快于前期。

二、原始宗教信仰的现代维系机制

2.大学生对宗教持盲从和模糊态度

寻找一种异于宗教起源的解释逻辑上述现象如何解释?显然,对原始宗教信仰所产生之初的解释逻辑并不适用于解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维系了。对于这个问题,很容易联想到的解释逻辑就是人们对于传统习俗的遵守,也即原始宗教信仰意识作为一种被世代黎族群众所认可与使用的习俗而继承与保留下来。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逻辑十分牵强。原始宗教信仰意识能够作为习俗被继承,只能是在科学文化与认知水平较为低下的传统社会才有可能,一旦到了现代文明社会,它就会受到沉重打击。当然,如果现在所继承的传统习俗与现代科学文化认知相吻合或者至少不与其相矛盾,人们是有可能去遵守这种传统的。但原始宗教信仰在很多时候与科学相矛盾,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它的继续存在就不能仅仅简单的认为是对传统习俗的遵守了。从生产力水平或者认知水平较低方面来解释宗教信仰意识仅适用于对它在形成之初的情况。而将其应用于当前社会除了因其本身太过于空泛而显得有点虚之外,也无法对传统原始宗教信仰的继续存在做出合理的解释,因而没有太大的意义。笔者在下文中将尝试使用新的解释逻辑来研究和探讨原始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的维系机制问题。

一方面,大学生对宗教信仰多被动和盲从。尽管当代大学生主要是通过网络、书籍的方式和途径来获取宗教方面的认识,但他们对宗教的亲近和暧昧态度却深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学生信徒中有约1/3是在家庭的影响下开始信仰宗教,约1/7是在亲戚和朋友的影响下皈依宗教,而自主皈依宗教的大学生所占比重非常小。另一方面,大学生信徒对宗教知识和我国的宗教政策缺乏准确、全面的了解,如将传统文化中带有宗教色彩的内容误认为是宗教信仰,共产党员信教人数在不断增加,甚至还有小部分大学生在校园内传教等行为都是大学生对宗教认识模糊化的结果。

三、田野案例:当今黎族村落的原始宗教实践

3.大学生的宗教信仰以佛教和基督教为主

在笔者驻村调查的村庄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些关于鬼的故事和传说,有些还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村民梁静英就提到了一些“撞邪”的事情。她说有一次去乡里小学接孩子,明明是在平地,却好像看到很高很陡似的,浑身没有气力,需要人去拉她才能走动。在请当地懂鬼的人做法之后才恢复正常。另一个村民黄进全有一次在外地卖了金瓜之后,有人发现他蹲在菠萝蜜树底下哭,在他清醒之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有一个年轻仔黄明纠说,有一年过年那天白天从另一个乡镇喝醉酒回来的时候好像撞了鬼,他当时骑着摩托车,感觉到有人来拉他的脚后跟。他大喝一声,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意即有鬼来拉扯他,并被吓跑了。他的朋友阿瑞则没有这么幸运,回家就生病了,请村里老人施法之后,过了一个月才康复。他们也会转述一些听来的故事来做佐证。黄国生说在乡水电站,曾经有人在橡胶园里看到几条新鲜的鱼在林子里面跳,但是旁边并没有看到人,他相信鱼是被鬼抓起来的。他还相信存在有山鬼,1米左右高,如果人们打到它的话自己在相应的地方也要痛一下。这些关于鬼怪灵异的故事在村民们那里讲得有声有色,绝对不像是编造出来的。在他们的叙说过程中,语气十分平淡,似乎这一类事情都很常见,没有必要因此而惊慌失措。友好善良的村民甚至一再提醒笔者晚上喝酒回家不能太晚,以避免碰见鬼。当然他们认为绝大部分鬼并不是凶鬼,他们不过是因为饿才来作弄人的,通过法术给点吃的就会自行离开。虽然他们谁也不能描绘出鬼的真正样子,但是他们确信鬼是真实存在的。上述的当事村民都是中青年群众,至少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用生产力和认知水平低下来解释人们的这种原始宗教意识显然不合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如今的人们还认为原始宗教信仰那一套东西确有存在呢?人们接触了书本上和政府无神论的宣传与教育,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亲身经历”的实践比起空泛的教育与说教要有效得多。笔者之所以在这里把“亲身经历”用引号来做强调,是因为这种经历有可能是虚幻的,当事人由于各种原因将它误认为是自己所经历的,因而它的分量超过了无神论的教育。在下文中,笔者将指出“亲身经历”感是如何构建出来的,及其如何强化了人们对原始宗教信仰继续保持虔诚的信仰。

佛教因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为大多数中国民众所熟知,使其成为人们在进行宗教信仰选择时的首要对象,大学生在社会、家庭和亲友的影响下也容易做出同样的宗教信仰选择。基督教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信仰,其历史典籍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具有较强的文学性、故事性和哲理性,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大潮的助推,使这一西方的宗教信仰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生信徒。

四、黎族的嗜酒习俗

4.大学生信教动机功利性较强

那么到底是什么给人们造成这种“亲身经历”的幻觉呢?笔者认为黎族酒文化以及相伴随的醉酒状态“功不可没”。值得注明的是,上述提及的有关鬼怪的故事与传说都发生在一个场景中,那就是在人们喝酒之后,尤其是在喝醉酒之后。人们在醉酒状态中,存在着将现实与想象混淆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会将虚幻和想象的东西误做真实来对待。因此,笔者认为:黎族社会的嗜酒习俗对原始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维系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黎族嗜酒的习俗世人皆知,杞黎支系尤甚,这种习俗对来自异文化的笔者来说简直可以用“震惊”来形容。在合亩制时期,山栏稻是传统的粮食作物,用其酿造出来的山栏酒是黎族群众的最爱,如今由于禁止砍山种植山栏稻,人们改用一般的糯米来酿制米酒。每个家庭常年都备有自制糯米酒,以备日常所需。人们在参加一些传统的社会活动时,往往要自带糯米酒前往,有客人登门也会以酒招待。黎族群众小至刚入学的儿童、大至行将就木的老人,也不论男女,皆以酒作茶,而且绝大多数成年黎族人经常处在醉酒状态。黎族的饮酒习俗在历史资料中就有所记载,“择空地置酒数坛,宰所畜牛羊犬豕鸡鸭之类而烹之,男女席地杂坐,饮以竹竿,就坛而吸,互相嬉闹,彼此交欢,尽醉为节。”不过史料上的记载较为简单且主要表现为宏观层面上的泛泛而谈,因而缺少较为具体的生动资料。不过从当前该地区黎族群众在饮酒方面的表现来看,多少能够看到此种遗风。仅在2013年1月20日至30日的十天时间,笔者在所驻村亲自参加的酒席就有12次之多。其中一次由笔者做东,在房东的建议下,购置了10斤白酒,24瓶啤酒,从晚上6点一直到喝到第二天凌晨2点。对于本地村民来说,一天喝两次以上,每次喝几个小时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酒席宴会在黎族社会中履行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即增强民众之间以及村际之间的联系。正因为如此,黎族人十分重视这种能够聚在一起的机会,凡有大事小情都会全家出动参与宴会酒席活动,人们甚至会制造一些机会以提供聚会,比如生日、康复等等都是聚会饮酒的好机会。黎族的嗜酒习俗从中可见一斑。

一方面,从信教的目的来看,大学生选择宗教多是为自身的苦恼和困惑寻找心理安慰,如“转移学习或情感受挫”、“得到神灵庇佑而事事顺心”、“缓解学习、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逃避社会矛盾和问题”等等,而不是出于对宗教理想的追求,缺乏对宗教的执着和虔诚,信教动机不纯,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另一方面,从宗教组织和活动形式上来看,大学生信徒要实现上述目的就要加入宗教组织、参与宗教活动、密切成员间的交流。其中,宗教活动是实现大学生入教目的的核心环节。然而,就是这一核心环节,大学生信徒有规律参加的仅占3.33%,有将近一半的同学表示“从不参加”,并且同学参加较多的也是聚餐、旅行等“非正式宗教团体活动”。只有处于困境,才较自觉的想起参加宗教活动,对所信仰宗教的虔诚性不高。

五、醉酒状态对原始宗教信仰维系的作用

5.大学生普遍尊崇宗教文化

如前所述,嗜酒习俗是黎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人们经常性地处于醉酒状态。在醉酒时,人们的意识会处于和平时不一样的迷幻状态之中。“人在醉酒之后,被毒化的脑细胞会对人的记忆区域、情感区域,特别是对识别善恶责任的区域进行修改,使当事人做出连自己事后都会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譬如,醉酒者眼前会出现幻像和幻听,使他们误认为这是已发生的事实。”应该说,原始宗教的起源与饮酒乃至醉酒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因而后者不能用来解释黎族原始宗教信仰的起源问题。但是在原始宗教信仰出现以后,尤其在当前科学认知水平有所提高的社会阶段,饮酒习俗对保持这种原始信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醉酒成了一种强化原始宗教信仰内容的手段与工具。“亲身经历”感被醉酒状态所塑造,当事人因此而将其当做真实的内容而和他人分享。对方在别的醉酒场合又会重新对其进行“真实”的再现。一旦有人用鬼神的逻辑加以表述,别人也会产生共鸣。在这种强化性的互动中,原始宗教信仰的内容被人们确认是真实的。与之相联系的巫术仪式自然也得到广泛地认可和运用。这就是为什么在教育普及、科学认知水平已然提高的当今社会,杞黎地区仍然保留着传统原始宗教信仰现象的原因。落后的文化与生产力导致了原始宗教信仰意识的产生,但是它在当前黎族社会中的传承与维系却是被嗜酒习俗所强化的。

大学生在接触宗教时更加注重宗教的文化内涵,更加倾向于从文化方面来认知和评判宗教。他们阅读宗教典籍、光顾宗教活动场所,并不表明他们属于宗教信仰者,而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和被其中的思想文化所吸引。“我信教,纯粹是因为美,被她的美所震撼”正是这一特征的典型概括。

六、结语

二、大学生宗教信仰原因剖析

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原始宗教信仰会逐步消失,但是也会存在一些例外,本文所研究的黎族地区可以说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原始宗教信仰的现代维系不能够再用传统的起源理论进行解释了,因为心智落后和认知水平低下在此地已经不再是事实。笔者认为,跳出既有的原始宗教信仰起源解释逻辑,嗜酒文化习俗以及与之伴随的醉酒状态为传统原始宗教信仰的维系提供了一种机制,即传统原始宗教信仰因为饮酒文化而得到了维系。值得注明的是,不仅仅在黎族杞黎支系地区,在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较为传统的原始宗教信仰意识往往也与饮酒文化相伴。

社会环境因素

作者:王振威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1.全国“宗教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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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以来,我国出现了一波宗教信仰热潮,其鲜明特征是信教人数不断增加,宗教种类日益多样化,信仰者来源由原来主要是“贫、病、妇、老”向有资产、有文化的中青年群体拓展。而大学生处于时代前沿,当整个社会都呈现出“宗教热”时,作为精力过剩、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感知敏锐的群体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成为宗教传播的重要对象之一。

2.社会转型带来信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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